11世纪下半叶,柳永等词人先后离开词坛后,继之而起的是苏轼、黄庭坚、晏几道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周邦彦等元佑词人。他们的活动和创作的年代,主要在神宗、哲宗和徽宗(1069——1125)三朝。
这一时期的词坛,有两大创作群体。一是以苏轼为令袖,以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和李之仪、赵令畤、陈师道、毛滂等为羽翼的苏门词人群,此外,晏几道和贺铸,虽然不属于苏门,但与苏门词人过从甚密。二是以周邦彦为主帅,曾在大晟府供职的曹组、万俟咏、田为、徐伸、江汉等大晟词人群。虽然社交上分为两大群体,但词风却是“各尽其才力,自成一家”,苏轼在柳永、王安石之后进一步大力拓展词境而开宗立派,黄庭坚、晁补之二人师法其词而自成面目,秦观学柳永而又自辟新境,晏几道承传五代“花间”传统,继续用小令开创出独特的艺术世界,贺铸从唐诗中吸取养料,豪侠之气与绮,丽,柔情融为一体,周邦彦在音律、句法和章法上建立起严整的艺术规范,而另开一派。这一时期,是两宋词史上多种风格情,调并存的繁荣时期,也是名家辈出的时期。
其中创造力最强盛、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,他们各自开辟出不同的创作方向,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,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,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,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,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,对词艺的追求重于对词境的开拓,后来的南宋词,即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。
黄庭坚论诗强调“以俗为雅”,论词也是雅俗并重。一方面,承认词是燕歌小词,而称赞晏几道词是“押邪之大雅,豪士之鼓吹。其合者,《高唐》、《洛神》之流;其下者,岂减《桃叶》、《团扇》哉”,另一方面,认为词与诗一样是表达“意中事”的言志之体,而赞美唐代张志和的《渔夫词》“雅有远韵”,苏轼《卜算子》词“语意高妙”,“无一点尘俗气”。因而他写词也是雅俗并存。
王灼曾说:“晁无咎,黄鲁直皆学苏东坡,韵致得七八。”黄庭坚的雅词,即是学苏所得。从词史流变的角度看,黄庭坚主要是沿着苏轼开拓的方向,朝着两个方面发展:一是抒情自我化,即表现自我刚直倔强的个性和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,他晚年两次被流放到边远之地,但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人生信念。《定风波》(万里黔中一线天)即表现出他虽遭贬谪却傲岸不屈,仍然潇洒俊逸的气度。在戎州(今川省谊宾)贬所写的名篇《念奴娇》(断虹霁雨),意境高远,洋溢着乐观豪迈的精神。二是使词的题材进一步贴近自我的日常生活。这不仅表现在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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