决定于词的内容,苏轼在语言上也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风气,多方面吸收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,偶尔也运用当时的口语,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。为了充分表达意境,有时还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。
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气格,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。这首先决定于宋代文人正至地位的改变和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。北宋一些着名文人在正至上都有比较远大的抱负,他们不满晚唐五代以来卑靡的文风,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,余波所及,不能不在词坛上起影响。在范仲淹、欧阳修的词里已有一些风格豪放的作品,王安石更明确反对依声填词的作法。苏轼继承他们的作,风,加以恢宏变化,从而开创了词坛上一个重要流派。其次,决定于苏轼一生丰富的经历,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令袖地位和他在诗文方面的杰出成就,使他不能满足于前代词人的成就,也反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。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,曾问幕下士说:“我词何如柳七?”幕下士答道:“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,执红牙板,歌‘杨柳岸,晓风残月’。学士词须关西大汉,铜琵琶、铁绰板,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词在当时不是由关西大汉来唱的,然而这话却生动地说明了柳词和苏词的不同风格。
苏轼的词,善于运用比兴手法,寄托个人的怀抱,如《定风波·三月七日沙河道中遇雨》、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等,所有这些,跟他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和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结合在一起,形成了苏诗苏词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。
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:词是无事不可写,无意不可入的。词与诗一样,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。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,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,扩展了词的时空场景,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,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了文学中心的殿堂,使词从“小道”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。
“以诗为词”的手法是苏轼变,革,词风的主要武器,所谓“以诗为词”,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。这在苏词中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。
苏轼之前的词,大都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,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,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。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、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,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生发,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。然而词体长于抒情,不宜叙事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,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,使词的题序和词文本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桶一体。与张先的词题仅起交代创作的时间、地点的作用相比
请收藏:https://m.xiaojinyu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