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文人有着强烈的结,盟,思想,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令导风气的文坛盟主。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蝉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。
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,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令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轻的苏轼,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。苏轼对此当仁不让,他后来对门人宣称:“方今太评之盛,文士辈出,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。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,故不敢不勉。异时文章盟主,责在诸君,亦如文忠之付授也。”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北宋文学出现了一琅高过一琅的发展态势。
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,宋文、宋诗和宋词在他的手中达到了高峰。所以当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,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。
在词的创作上,苏轼取得了非凡的成就,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,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,苏轼继柳永之后,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格,最终突破了词为“滟科”的传统格局,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,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笃立的抒情诗体,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。
苏轼对词的变革,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理念和“自成一家”的创作主张。
自晚唐五代以来,词一直被视为“小道”,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余力和游戏的态度来填词,写成之后,“随亦自扫其迹,曰谑朗游戏而已”,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,是“方之曲艺,犹不逮焉”,不能与“载道”、“言志”的诗歌等量齐观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,推进了词体的发展,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,这个任务,有待于苏轼来完成。
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。他认为诗词同源,本属一体,词为诗之苗裔,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,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。因此,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,说柳永《八声甘州》中的名句“不减唐人高处”,称道蔡景繁的新词“此古人长短句诗也”,由于他从文学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等同的地位,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,实现诗与词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为了使词的美学品味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,苏轼还提出词须“自是一家”的创作主张,他在《与鲜于子骏》中说:“近却颇作小词,虽无柳七郎风味,亦自是一家。……颇壮观也。”此处的“自是一家”之说,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“风味”而提出的,其内涵包括: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,词品应与人品一致,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,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,苏轼一向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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