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5年9月3日,《京报》上发表了一篇名叫《异哉,所谓国体问题者》的万言长文,立马引起了轰动,当时报纸刚出去就销售一空,想看的人买不到报纸,竟然向已购报的人辗转抄读。
第二天,《国民公报》转载此文,但仍旧不能满足需求,几成洛阳纸贵之盛况,而《国民公报》也由此创造了它的最高日发行量。不特如此,全国各报也随后闻风响应,一下子就传遍全国,几乎人手一册,广为拜诵。
这事想来奇了,要说民国初年的资讯也算自由发达,当时报馆林立,彼此竞争不暇,何以会一文惊天下,竟至于一报难求呢?想必作此文者必定来头不小。不错,此人便是年少便已成名的梁启超,梁大才子。
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,16岁便中举,后来投到康有为的门下(康老师此时还未中举呢)学习新学,随后又参加戊戌年的维新变法,事败后流亡日本,但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,曾在日本与同盟会的笔杆子们在各自报纸上展开激辩,虽然同盟会有汪精卫、胡汉民诸多人等同时上阵,但梁启超孤身一人,也未曾落得下风。民国成立后,梁启超一度与袁世凯合作,并组建了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,熊希龄组阁的时候,梁启超也曾出任司法总长,但在国民党和国会陆续被解散后,梁、袁的“蜜月”也就宣告结束。尽管后来袁世凯邀请他担任参政院参政,但梁启超觉得自己信奉的政党政治无所施展,于是便加以婉拒并去了上海。
在帝制派得意猖狂之时,梁启超的《异哉,所谓国体问题者》一文可谓是掷地有声,给了这些小丑们一记当头棒喝。梁启超在文章中指出:“君主之所以可贵,主要依赖于历史习俗上的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,以维持其尊严。这种尊严决不可亵渎,一旦亵渎,势必不能维持。譬如木偶泥雕,倘若放在殿堂中供人膜拜,自能产生灵验,但如果突然有狂生将它拽倒践踏,投到猪圈之中,即使再能修复并重新放在殿堂之中,那也再没有灵验了。如今的君主与共和也是一个道理,一旦共和以后,君主便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,加上革命家们对君主日夜痛诋,君主在国民心中已经毫无之前的神圣。倘若再返帝政,岂不是从猪圈中将木偶泥雕重新取回?失败是必然的。”
随后,梁启超又讥讽袁世凯言行不一、举止不定:“从辛亥八月到现在,还不足四年,忽而满洲立宪,忽而五族共和,忽而临时总统,忽而正式总统,忽而制定约法,忽而修改约法,忽而召集国会,忽而解散国会,忽而内阁制,忽而总统制,忽而任期总统,忽而终身总统,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,忽而催促制定宪法。每颁行一个制度,不到半年又推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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