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。有了古教授一字千金的《帝制共和论》,袁总统这下真的要订制龙袍,做起皇帝美梦来了。至于杨度那些人,自然把古教授的文章捧为组织筹安会的“圣经”,那种急不可待、一心要抢头功的敬业精神,真是令人非仰慕不足以表示敬意。
古教授的文章不过是篇理论性的开场白,而杨度等实干家们则于1915年8月14日乘势拉开了帝制运动的帏幕,这便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“筹安会”。筹安会挂牌的那天,倒也无甚大的动静,不过将写有“筹安会”三个大字的招牌挂出,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出了一帮能人策士,可将这乱象百出的民国筹划消停,让小老百姓也能过个安稳日子,倒也不失为一桩善事。
不料数天后,杨会长便在各大报纸上发布筹安会成立启事,并公布该会之宗旨宣言,其中在宣言中便掐头去尾地窃用了古德诺教授的话,说什么“君主实较民主为优,而中国则不能不用君主国体”,“我等身为中国人民,国家之存亡,即为身家之生死,岂忍苟安漠视,坐待其亡!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,以筹一国之治安。”
最后,杨会长还公布了发起人,分别为:杨度、孙毓筠、严复、刘师培、李燮和、胡瑛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筹安六君子”。
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,尽管有“爱国热忱”作为掩护,但此文发表后,筹安会的“六君子之心”,也就路人皆知了。筹安会显然不是什么简单的学术研究,而实质上是政治团体;这“六君子”之说法也颇为滑稽,也不知是帝制派媒体还是当时的评论家给他们送了这样一顶帽子,结果一传十、十传百,都喊他们叫“筹安会六君子”。
这“六君子”本是好词,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两组非常知名的,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“六君子”,即左光斗等人;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六君子,即谭嗣同等人。这杨度几位仁兄,叫他们一声“帝制六人帮”倒是恰如其分,他们又何德何能,能配上“六君子”之称呢?真是奇哉怪也,想必是意在讽刺,不足为喜(容笔者揣度,杨度与戊戌被杀的杨锐、刘光第倒是同门师兄弟,莫非“六君子”之反讽,由此而来?)。
“筹安六君子”何许人也,这里稍作简介。杨度,字皙子,乃湖南湘潭人,他20岁(1894年)时中举人,后来拜在湖南名士王闿运的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;清末新政后,在国内学子留日热潮的带动下,杨度也于1902年东渡扶桑,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。后来清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,学有所成的杨度便回国参考,初试揭榜后,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,第一名则是后来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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