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来真是羞人。为了孕妇和胎儿,我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,自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把家里的照明灯泡,从45瓦到60瓦的,全部换成了15瓦。随手关灯。能不用电尽量不用。深夜,我会蹑手蹑脚,在公共厨房的水槽里,把水龙头拧小到水表不走动的程度,然后用我们家的桶接水。这样水费总归会少掉一点吧(可悲的是,这些做法和我母亲是何其相似啊!)。
上班的时候,我对串门有了兴趣。我走进每个办公室,主动和不同部门的同事们聊天。在她们对我的有喜表示了热情的祝贺之后,我就请教那些母亲们,一个婴儿需要许多尿布?而穿旧了的针织内衣是不是更柔软和吸水?是的!是的!那么,如果你们有富余的旧针织内衣,请送给我好吗?我不会嫌弃的。我也知道怎么高温消毒。至于婆家和娘家,我根本就不指望,人家都是大干部。你们可看见有几个大干部给子女带孩子的?这种时候,我才明白,只有乡下老人(我们孝感乡下那种没有文化的、淳朴老实的、纯粹为子女而活着的老人,),才是世界上最可贵的人!
在这十年的婚姻生活里,我的儿子如期而至,又按时长大,三岁上幼儿园,七岁上小学。他的名字在出生之前,就被父母准备好了,叫做典典。取意在字形,我们但愿儿子是一个双脚稳稳踏地,方正扎实的男人。我的儿子似乎早就接受了我的胎教,从小就是一个这样的好孩子。不多话。不找大人索取零食和玩具。自己拿根树枝叶可以快乐地当马骑。总是一副干干净净的小模样。果然就像华林说的那样,他有饭吃,他的儿子也就有饭吃。
可是,华林根本不提儿子营养充足的饭食,是怎样获得的。我在临产前一个月,沈亚红回武汉来办理辞职手续。她怂恿和哀求我替她修改一个滥剧(八集电视连续剧剧本)。当她把酬劳的价格提高到2千元的时候,我的眼珠子都差点跳出了眼眶。我拥抱了沈亚红。我为我们深厚的友谊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为了我的报酬,沈亚红与制片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电话谈判,我在旁边都听见了(几年之后我才发现制片人就是她的丈夫)。我的心一直在怦怦跳,我还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劳动可以值这么多钱(我的枪手生涯就此开始,我要为我的儿子提供优质营养饭食,而不仅仅是水与大米熬成的米汤!)!
也许只有我们家那盏廉价的台灯,还记得我怎样挺着膨胀的肚子,站在餐桌边(腹部太大无法伏案),没日没夜地修改剧本,双腿肿得像大象的腿。夜深人静,城市沉浸在睡眠中,大街上清洁工人的一声咳嗽都会让我受惊。凌晨以后疲倦之极,我才上床(熟睡的华林紧紧靠着大床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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