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3年2月,宋教仁辞别母亲和妻子,在长沙、武汉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演说、游历一番后回到上海,并准备在3月20日乘火车前往北京。宋教仁所到之地,往往要发表演说,其中也不乏抨击袁世凯政府的言辞。当时有人劝他不可过于锋芒毕露,以免不测之险。宋教仁对此却不以为然,他说:“我这一生,光明磊落,平生既无夙怨,也无私仇,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,又怎么会有如此卑劣残忍的手段?”
唉,宋教仁毕竟年轻阅浅,也未免太大意了,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过分的轻视,此所谓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”,真是为后来者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。
3月20日晚十点左右,宋教仁在黄兴、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,来到沪宁火车站准备北上。由于当时很多当选的国会议员也都从上海出发,因而车站还特设了议员休息室,宋教仁等人便先在那里稍作休息。议员休息室里的气氛是热烈的,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昂。正当大家兴高采烈的谋划着民国未来的美好蓝图时,火车的汽笛突然“呜呜”响起,提醒火车已经到站,旅客们赶紧上车。
从议员休息室到检票口不过数十米,两三分钟即可走到,但此时却突然下起了小雨。在大家的簇拥下,宋教仁与黄兴在前面并排走着,一路上还说说笑笑,但当他们快走到检票处的时候,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,说时迟那时快,只听“砰”地一声枪响,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,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,忍着痛叫道:“我中枪了!”
紧接着,又是两声枪响,这次的子弹却弹在地上,并未伤人。在大家的一片惊呼中,凶手却身手敏捷,还没等到巡警赶来,此人已经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,一下就跑没影了。遭此变故后,欢乐的气氛为之一扫而空,夜色也紧张得换了一个面孔,在细雨茫茫中,街灯也显得更加的昏暗。
等到大家镇定下来后,却发现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地上,手还紧紧的捂着受伤的腰部。当同伴们找来汽车送他去医院的时候,血已经流了一地。很快,宋教仁便被送到附近的铁道医院,经医生的检查,宋教仁是背后中枪,子弹斜穿到腰部,肾脏、大肠均被击中,更可怕的是,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!
毫无疑问,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,目的就是要致宋教仁于死地。
外科医生赶到后,随即对宋教仁进行手术,在费劲周折后才将其体内的子弹取出,但此时已经太晚。手术后的宋教仁脸如白纸,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,便呻吟着对陪护的于右任口授遗嘱,说有三事还需同志相助,一是将他在南京、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;二是他家中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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