皆是戚同文留下的。
而戚同文亦是对范仲淹影响最大的那个人。
雎阳书院的学风便是‘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’(出自孟子),这也是范仲淹写下千古名句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的源头。
毫无疑问,范仲淹绝对是雎阳书院最杰出的弟子,他继承了戚同文的遗志,并将其发扬光大。
月上中天,范仲淹终于停下了笔触,一封兼具文辞和实用的札子,新鲜出炉。
在这份札子里,范仲淹由浅入深的概述了一间官学该如何运作。
首先,最重要的当是山长(院长)。
蛇无头不行,一个好的山长,足以为一座书院定下成功的基础。
其次,山长终究只是一个人,肯定无法照顾到方方面面,理应配上几名助教,协助山长打理书院日常的杂物。
同时,教授的人员也很重要,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也。
最后,杂役人员虽然很不起眼,但一所书院能不能行之有道,离不开门房、斋夫、火夫等人的协助。
当然,以上只是制度方面的。
一所书院,除了良好的制度,还离不开财力物力。
没有经济基础,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
在这一点上,范仲淹借鉴了白鹿洞书院和应天书院的经验,提出创立‘学田’制度。
由朝廷赐下学田,然后将土地租赁给其他农民耕种,其中的产出主要用于维系书院的开支。
官方赐予学田,并不是无例可循的。
早在南唐时期,白鹿洞书院就得到了朝廷的资助,是学田制度最早的雏形。
同样的,应天书院的部分学田,亦是由宋廷亲赐。
如今,范仲淹只是将其单独提出,希望朝廷能够以两大书院为例,推行天下。
毕竟,田地是固定资产,有了田地,书院才能立下基业,不用寄希望于富户偶然的馈赠。
札子的最后一项内容,是关于藏书的,这也是范仲淹着重提及的一点。
他建议,最好是朝廷牵头,由朝廷同一刊印官方教材。
书同文,亦是戚同文的本意。
范仲淹之所以如此建议,倒不是为了什么‘道统’,仅仅只是为了让贫寒子弟的科举之路,多上几分希望。
大宋三百多个州府,不是每一处都有应天书院那样得天独厚的环境。
很多偏僻的地方,甚至连书籍都有错漏。
圣人之书,微言大义,一字之差,或许便是南辕北辙。
读着错误的书,即便读书之人天纵奇才,又有何用?
这一点,范仲淹深有体会。
幼时,他读过不少错漏版,以及老版的经义,直到去了应天书院求学,他才窥见真言。
为了矫正过去的错误,他花费了至少十倍的时间。
经明以道,文以通理,错漏之书,不应成为寒门子弟科举之途上的绊脚石。
唯有身受,才能感同。
为此,他不惜冒险上言‘书同文’。
道统之争,最是血腥,不论哪个学派,都希望成为显学,如果能得到朝廷的背书,该学派必定一飞冲天。
范仲淹很清楚这份札子会掀起怎样的巨浪,为了获得‘话语权’,各大学派必然‘不死不休’。
而身为这件事的挑动者,他又岂会置身事外?
群起而攻之,也不是不可能。
他在雎阳书院求学的事,又不是什么秘密,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,除了雎阳学院出身的,其他学派很可能对他聚而攻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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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装了,我摊牌了,我就是范吹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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